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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日，我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德国哥廷根大学Andreas Schuldt教授研究组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合作的课题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鳞翅目幼虫的多样性与树种多样性梯度的关系，二是鳞翅目幼虫与树的网络互作。该课题的数据全部基于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树种多样性实验—BEF-China项目。项目始于2008年，最初由中德瑞三国科学家设计并由德方主导，但是主导权已经于2016年移交给中方，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团队进行协调和组织该项目继续运行。

由于我在2017年和2018年已经在实验样地开展了大量的野外工作，完成了我博士课题中所有的野外采集。与此同时，实验室的工作也已经在赴德国之前做完。所以，这次留德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数据分析和文章撰写上。我于当地时间12月3日晚上抵达哥廷根，12月4日清晨在Schuldt教授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Schuldt教授很年轻，我平时都叫他Andreas，他30岁出头却已是哥廷大学的教授，他这些年基于BEF-China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发表了很多出色的论文。我们聊完后我就准备拿出电脑和他讨论一下数据和对文章构思的想法，但是他认为我刚刚到，一定非常累，同时也需要适应时差，所以建议我们第二天再讨论。不过说完带我参观了哥廷根北校区的校园，并给我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建筑和设施设备以及他研究组现有的成员。经过他的介绍，我对即将在这里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和生活充满了期待。

很快，第二天在和Andreas讨论后，我们认为基于目前的数据，可以从两个方向写两篇文章，一篇关于鳞翅目幼虫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另一篇则是关于植物和鳞翅目幼虫的种间网络关系。他告诉我有一些概念需要我去了解，毕竟以我目前的生态学背景还不足以去做一些相应的分析，同时这也会在即将撰写的文章中用于部分统计分析，他然后给我发了几篇关于Hill numbers的文献。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在Andreas给我推荐文献的时候，我看到他电脑装有文献的文件夹里有大概100多个子文件夹。这些文件夹其中一个是“BEF”，我看到里面居然有1389篇文献，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在这里面如数家珍，随意的选取文献。他有如此大的文献积累量，也难怪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德国的生态学教授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则是不断重复地分析数据，发现问题，得到最终的结果。在这期间每周至少要和Andreas讨论三次，每次讨论都让自己受益匪浅。与此同时，我也定期的向我的导师朱朝东研究员汇报我的学习进展，让他知悉我在德国的学习情况。因为Andreas是生态学家，每次与他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生态学范畴。然而，我的课题中也有大量分子分类和系统发育构建的问题，所以同时还与研究组Douglas Chesters博士用邮件讨论相关的工作。每天沉浸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使我感到非常快乐！

两个月过后，我取得了第一篇文章的基本结果，并也完成了相关图表的制作。接下来所面临的就是文章的撰写。因为此前在野外采集和期间，我已经完成了文章的方法和研究材料部分，接下来的就是结果、讨论和背景等方面了。说实话，这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写科技论文，因为此前从事分类工作，论文都以描述新物种为主。因此，每篇文章几乎都是依葫芦画瓢，没有太多深入的去写研究的内在背景。于是这期间，我反复的斟酌，翻阅相关的生态学论文，希望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找到一丝帮助，不过还好，我很快的完成了结果部分的写作。完成后便发给Andreas和朱老师请求指导，Andreas在我的基础上修改了部分表达不当的部分和一些语法错误，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植物方面数据的计算方法，这样一来，论文基本就只剩下介绍背景和讨论部分了，这在目前对我来说恰恰是比较难的部分。不过，在这之前，Andreas告诉了我大概的方向，应该从哪几点去考虑，并告诉了我几篇可能会引用到的文献。这样一来，写作工作就变得容易了一些，不过过程依然是艰难的，好在最终也完成了稿件，经过Andreas和朱老师以及各位共同作者的修改，我们便把文章投稿至Journal of Ecology。一个多月后，收到了编辑的邮件被告知要大修，经过了一个月艰难的修改，文章终于在8月14号那天被接受了。这一过程还是不容易的，知道被接受那一刻我也是感慨良多，心里面的压力顿时感觉减轻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不能放松，便紧接着进行第二篇文章的整理，大致过程和上述的过程相差无几。